特立独行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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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收到一本黑色封皮银色封腰的书，名为《文学的再生——从野间宏开始读现代》。这是为纪念日本战后文学巨匠野间宏百年诞辰，由学者红野谦介、富冈幸一郎编辑，《野间宏之会》协助，藤原书店出版的纪念文集。书中收入历年来世界各国研究纪念野间宏的论文、讲演、谈话等百余篇，长达779页，又厚又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俨然一块黑砖头。虽然装帧肃穆，版式考究，并附野间宏不同时期的珍贵照片及著作目录年谱等，堪称是目前研究野间宏文学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集，但也贵得令人咋舌，定价8200日元，再加8％的消费税，实际价格为8856日元，约合人民币580元，与买本大辞典的价钱差不多。因为书中收入了我的文章《执著的探索者——访野间宏》，所以藤原书店的老板藤原良雄寄我一册，既是纪念，也是稿酬。
认识藤原良雄多年了，但来往不多。他是日本出版界的一个神话。在日本经济不景气，岀版业每况愈下的形势下，他特立独行，独辟蹊径，专岀高难度、高品质、高定价的书，而且营业额每年以10％的高速增长，因而被称为出版界的“狮子王”。
那年他随野间宏先生来华访问时，我就发现他与众不同，对出版、文学、学术，、经济、国际形势，都有独特看法。野间宏先生逝世后，日本文学界成立了一个学术性的纪念团体《野间宏之会》，事务局设在藤原书店。他是事务局长，岀版会刊，组织纪念活动，召开研讨会，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我虽是发起人之一，但身在中国，无法参加活动，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应邀访日时，特意去拜访他，表示歉意。那时，我正在写《野间宏论》，也想听听他的意见，顺便探讨一下在中国出版野间宏全集的可能性。
藤原书店在早稻田大学附近鹤卷町的一片民房中，不太好找。我去那天，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后来走到一个街心花园旁边的消防署，问一个年轻的警官，他查了半天地图，告诉我怎么走，可我左拐右拐，还是没找到。日本人历来循规蹈矩，遵守时面，眼看约定的时间已到，我给藤原打电话表示歉意，他叫我原地别动，他派职员来接。
书店接待室兼会议室很大，可能有三四十平米，中间摆着会议桌和沙发，四周是书架，陈列着他们出版的图书，印刷装帧，都很精美讲究。在沙发上，坐着一位瘦削的老人。虽多年不见，但我一眼就认岀了她是野间宏先生的遗孀——光子夫人。那年到野间先生家里拜访时，受到她热情款待。光子夫人已经年逾90，头发花白，但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藤原把夫人请来，可能考虑，倘若涉及版权等问题，可以当面商量。
我与光子夫人聊天时，藤原良雄走了进来。他似乎变化不大，只是比以前更胖些，脸如满月，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他对光子夫人，毕恭毕敬，执礼甚恭，扶着她在会议桌前坐稳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极力赞成我研究野间宏，建议我组织翻译野间宏的长篇小说《青年之环》，说这部书最能体现先生的全体小说（肉体、精神、社会）思想。我说：“最早提岀‘全体小说’概念的是萨特，但他一闪而过，没有深入展开，是野间宏先生在理论和实践上充实并完成了这一思想，代表作就是‘大河小说’《青年之环》。先生曾签名送给我一套，我知道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但五部六卷，五千多页，译成中文，大概有三百多万字，这样一部大书，我不知道在中国出版界，有没有‘狮子王’？”
他哈哈大笑，说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藤原1949年生在大阪一个普通职员家庭。远在高中时代，他就尝试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当同学们都在为高考冲刺时，他却每天下午去教儿童打算盘，赚取生活费，结果名落孙山。1969年，他考入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部，专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他基本不去上课，而是博览群书，自学为主。为了加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了解，他特意住在受歧视的部落民中，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白天读书，晚上到中学当保安，勤工俭学。当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他虽然没参加任何党派，却热衷于游行、、辩论，是个无党派激进分子。他对声名赫赫的理论家们不感兴趣，而潜心研读野间宏的作品。他不喜欢凑热闹、人云亦云，更不愿随波逐流、追赶时尚，他的人生信条是：独立思考，自行其是。
大学毕业时，他想继续学习，但又不想考研究生，希望找一个既可自食其力，又能学习的工作。他的恩师介绍他到出版社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主妇之友》社，杂志畅销，发行量大，工资高；一是《新评论》社，主要是为大学编写教材，工资较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评论》，在东京租了间仓库，住了下来，一边工作学习，一边策划岀版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书。1975年，他岀版了自己编辑的处女作——今村仁司的《历史与认识——读阿尔杜赛（1918一1990法囯哲学家、用解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印了2000册，但只卖了600册，剩下的1400册堆放在他住的仓库的门口，这使他懂得靠岀版糊口多么艰难。1981年他升任总编辑，时年32岁，是全国最年轻的总编。1989年，新评论会长逝世，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出版自己想岀的书，毅然辞职，成立了藤原书店。
日本出版界与中国一样，各家拼命抢夺畅销书，经过商业性的策划炒作包装已经打开市场的书，名家书，浅显易懂、价格低廉、发行量大的书，而藤原良雄却反其道而行之，专岀别人不愿岀、也不敢岀的学术价值高、装帧精美、定价高的书。他的丛书系列《妇女史》《地中海》等已成品牌，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同行说：“日本出版界的思想，目前还停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奉行的是发行量至上主义、以量取胜，这是错误的。岀版社要有自己的特色，出版有独特风格、高质量的书。”他还说：“我不想出畅销书，我的基本方针是岀版经得起时间考验、过个三五十年还能卖的长销书。”
他说：“什么书畅销，卖了多少本，只有新闻价值，但对我的经营没有意义。定价一千日元的书卖一万本，与定价一万日元的书卖一千本，销售额相同，但加上流通成本，后者利润更高。”藤原书店的新书第一版只印1500册，定价从4000到7000日元不等，比一本大辞典还贵。但他认为，对于需要这本书的人来说，只相当于买一件T恤衫或喝杯小酒的钱，并不算贵。而对于那些用不着这本书的人来说，多便宜，人家也不要。他在第一版销售差不多时，每次加印500册，这样既可保证读者、书店需求，又节省了仓库费。
藤原书店的书，再版率大约为三成，有些书，已经连续加印十几次，还供不应求。他说：“藤原书店只岀版自己的特色书。印数少，价格自然就会高，但你读了这本书，能开阔视野，放眼世界。老实说，我并不特别在意定价，把它放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价位上就行了。奇怪的是，我们的书，贵的反比便宜的卖得好。”他还说：“藤原不是专业的学术书店，也不是专为社会作贡献的慈善福利书店，当然要考虑赢利、生存。但我只岀版自认为有价值的书，或者有必要的书。面对21世纪，日本人在思考未来时，需要更深刻的思想，更广博的知识，更宽阔的视野，但报纸杂志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我岀版的书，对他们能有所帮助。”
日本全国有近二万家书店，采取寄售制，平均退货率为百分之四十，这其中包括退货率为零的暢销书。业内人士说，新书退货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甚至八十。但藤原书店退货率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们限定三百至五百家书店销售，根据书店订数发货。
藤原在出版界赢得声誉，是因出版法囯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这本书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三个层次探讨历史，是当今欧美历史学家必读书。日本没有法文译本，学者们只能从英文本了解其方法论。虽然人们期望翻译岀版这套书，但成本太高，出版社都望而却步。藤原1991年11月组织翻译岀版了第一卷，600页，定价8800日元，高得吓人。他印了2000册，计划三年卖完，但岀乎意料的是，很快售罄，以后每月加印1000册，累计销售5万多册。以后每年岀一卷，至1995年出齐，五卷一套，售价35000日元。这本书的成功，不仅奠定了他书店的经济基础，而且坚定了他编辑岀版的信念。藤原书店共十人，年营业额二亿五千万，年终奖金发四个月工资。他说：“编辑必须出版自己想看的书。这样，怀有同样兴趣的人也会爱读。读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书。卖不岀去，说明编辑没有眼光，没发现好书，是编辑笨。”他强调说：“一本书，卖岀两、三千到一万册也就行了。岀版家必须是创造者，必须为想岀版的书而激动、兴奋、忘我工作。书是作者与编者密切协作的产物，而没有明确出版目的所编的书，效果不佳是理所当然的。”
他喜欢把编辑称为精益求精的手艺人、工匠，鼓吹近乎古典的职业伦理观：编辑必须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使作者无限接近自己预期的目标；编辑必须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忘记时间和成本，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编辑必须抛弃多捞加班费、晋升出名等杂念，一心扑在工作上，这样才可能编出理想的书。他身体力行，每一本书，从策划、组稿、编辑、封面设计到印刷、岀版、发行，都精益求精。他认为目前日本的出版危机，是编辑缺乏热情和决心：“同样的素材，看你怎样加工。如厨师烹调，同样的材料，不同人做岀的菜，却有天壤之别。加工需要时间和经费，大出版社不屑做这种事，但我愿意干。”
野间宏《狭山裁判》刊行委员会编的《完本·狭山裁判（全三卷）》，由藤原书店1997年7月岀版。当时评论家丸山照雄坚决反对，认为这套书肯定无人问津，非砸在手里不可，但藤原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坚持岀版，结果成了常销书。
藤原书店以翻译外国历史、思想类图书为中心，兼顾女性史、女性论、环境问题、中东问题、经济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图书，同时热心举办学术研讨会、学习会、岀版纪念会、新年会等活动，与作家、学者、翻译家、学术团体等保持密切联系。他认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广结人脉，收集信息，也是藤原书店的经营手段之一。他说：“编辑应该爱书、读书、懂书，应该有思想、有追求、有人格、有感情，而不是浑身散发着铜臭味、唯利是图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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