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珩:有正书局与珂罗版|故事

珂罗版制图册

珂罗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大约是在清光绪（1875—1908）年间，从发明到在中国的使用只有很短的时间。这种珂罗版印刷技术又称为玻璃板印刷， 年左右创造的。它属于平版印刷技术，是以厚磨砂玻璃板涂上硅酸钠为版基，再涂布明胶和重铬酸盐制成感光膜，用阴图底片敷在胶膜上曝光，制成印版，按照原稿的层次制成明胶硬化的皱纹，用以吸收油墨，完成印刷。“珂罗”一词，是希腊语胶(collo)的音译。因此从传入中国伊始，就以珂罗版呼之。

用黄鱼胶滚在涂有明胶的玻璃板上压印

提到中国的珂罗版印刷技术，总会有从何处传入的争执，一说为从德国直接传入；另一说则认为是从日本传入。我曾大略翻阅过有关资料，比较赞成后者的意见。应该说是日本首先学习德国的珂罗版印刷技术，然后传入中国的。提到珂罗版印刷技术，不能不首先提到这项技术的始作俑者——有正书局。

 

清代末年，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业和报业的中心，当时最有影响的三家报纸当属《申报》《时报》和《新闻报》，以鼎足而立的态势成为了中国报业的三大旗帜。其中《时报》的创办人即是赫赫有名的上海报人狄葆贤。

狄葆贤（1873—1941）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但要是提到他的字与号——狄楚青和狄平子，却是耳熟能详的。这个狄楚青是江苏溧阳人，早年曾中过举人，后来留学日本，也是康有为在江南的唯一弟子，擅诗文，又笃信佛学。1904 年在康、梁的支持下，在上海创办了《时报》，这份报纸可谓开现在报纸格式之先声，对开四版，其中的新闻及其评论则按重要与否使用不同的字号排列标题。同时，首开副刊，登载外国翻译小说及文学作品。狄楚青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时报》开始为康、梁二人募捐集资创办，后来狄楚青的羽翼渐丰，又与康、梁的意见有所分歧，不久就独资经营了。

有正书局珂罗版精印画册

有正书局正是《时报》的附属机构，主营图书出版业务，地点就设在四马路（今上海福州路）口望平街（今山东路口），使用珂罗版技术印行中国历代名画真迹即是狄楚青和有正书局的独创。当时，日本使用珂罗版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日文“珂罗”的片假名也是外来语，其实也是“胶质”的意思。在上海最早出现的珂罗版印刷品是徐汇区印刷所印行的圣母像，狄楚青看到后十分欣赏，于是重金从日本请来了两位技师，在有正书局尝试着使用这一技术印制中国古代画作。

 

珂罗版是通过水墨相斥的着墨原理进行无网点的印刷方式，印出的图画精美逼真，远非一般的照相制版和石印技术能与之相比。珂罗版印刷能够忠实的反映图像的原型，其层次之丰富能达到毫发毕现的效果。当时有正书局所印的古代绘画和书法墨迹，使用的都是宣纸，为了不使油墨互相沁润，每页之间都有油纸间隔，封面多用瓷青纸加题签，线装，其讲究与精美得到社会尤其是文化界的一致好评。这种珂罗版的书画印刷品面世，能让许多珍藏不露的历代墨迹刊行于世，以飨喜爱书画艺术而又无缘得见的读者，使其获得披阅观摩的机会，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贡献。

有正书局印制的珂罗版画册

狄楚青以自己在上海的地位和影响，遍访海上收藏大家，借得历代名贤书画真迹，派人上门拍照制版，甚至在京津两地也遍索硕藏，以书画家名头为题，集其重要画作刊印。如沈周、文徵明、董其昌、李长衡、王时敏、王翚、王鉴、王原祁、恽寿平、石涛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画册由于原画作尺幅、形式不同，珂罗版画册的开本也各有异，但是统一都是用宣纸印刷，堪称精美绝伦。这种珂罗版画册的印刷数量不可能太多，一般仅能印制三百本左右，至多也就在五百本以内，因此传世的数量也就有限了。在20 世纪初到20 年代，每本画册的定价基本在大洋八角到两元之间，虽然对一般民众而言也算得昂贵，但是如此精良的印刷品确实是物有所值了。

有正书局出品的彩色版珂罗版画册

我没有见到过有正书局印行书画珂罗版品种的完整目录，但就我所见的，也有数百种以上。早期纸质封面大约有两种，一为瓷青色，一为秋香色，皆以线装装订。另有以绫绢做封面的，多用于较厚的画册。后期的有正书局也大量出版过以铜版纸刊印的画册，既有胶订锁线，也有以带钮装饰，但是均为中式翻身的形式。虽然与早期印本有所不同，但是每页之间也有隔纸，一样精美。有正书局也以珂罗版印行过很多碑帖，皆能保持原拓的风格，不失韵味。如《王文敏藏最初拓曹全碑未断本》、《西岳华山庙碑》、《北宋拓圣教序》等，用珂罗版影印的都很不错。近年，有正书局的珂罗版书画碑帖集价格一路攀升，很多少见的本子可以达到几千甚至上万，但是在50、60 年代却没人要，旧书店中仅一两毛钱一本。

珂罗版印刷工艺中的制版过程 

除了有正书局，后来珂罗版印刷技术也广泛使用，其他出版机构又相继出版了许多珂罗版画册，其中以黄宾虹、邓秋枚创办的神州国光社印行最多，质量也数上乘，大部分为铜版纸印刷。神州国光社创办于1901 年，原来在上海河南路，后来也迁至四马路，与有正书局毗邻不远。最终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1928 年被陈铭枢盘下，继续经营，并在北京、广州、汉口、南京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1933 年因陈铭枢在福建参加反蒋，于是在上海及各地的神州国光社均被查封。，一直没有停业，直至1954 年并入了新知出版社，也就是今天三联书店的一部分。现存的珂罗版画册中，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也占有相当比例。

 

珂罗版印刷技术直到后来也一直使用，不少私人收藏家也经常将个人所藏的书画精品制版印成画册，却不对外发行，数量很少，仅仅是供个人馈赠友好观赏。先祖父叔彦公（世泽）就曾将藏品尽数以珂罗版形式制版，少数编印成册，而多数则是印成照片保存。我至今仍保存这样的照片百余帧，相纸极厚，图像极其清晰，比画册远胜许多。，先祖赋闲不仕，生活维艰，不得不变卖藏品度日，现存的珂罗版照片中大部分在彼时已经变卖掉，可能有的散佚国内，有的流出海外，更有部分辗转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中。好在这些珂罗版照片部分尚存，每睹之，不胜唏嘘。

 

清末，北京的一些照相馆也可拍照书画，然后可以在制版所制成珂罗版。先曾祖季和公（尔丰）的几件藏品在“川乱”期间幸得被我的伯祖、祖父等从成都携出带回北京制版，才算是留下些许吉光片羽，如果没有这个制作珂罗版的因由，恐怕早就玉石俱焚了。

《宋拓房梁公碑》

我家所藏碑帖中，以《宋拓房梁公碑》最精，乃是先曾伯祖次珊公冠以“小三希”之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 年，被其子蔗初（世辉），也就是我的叔祖父与叔祖母张怀童赴美国时带走，今已不知流落何所。但是在1926 年，次珊公尚在世，即命我的祖父代笔，在病榻前将他的口述序跋手书于前页。彼时先祖从黑龙江省亲回京，为之代笔后，即将此本并序跋在北京制成珂罗版，印行了一百册分赠友好。

 

后来存于我处仅有三册。这本珂罗版精印的《宋拓房梁公碑》以宣纸印刷，墨色气韵皆佳。90年代末，朱家溍先生来寒舍时极为叹赏，于是我以其中一册奉贻先生。

《林屋山民送米图》现藏苏州博物馆

现存的十余本有正书局珂罗版精印的画册都是几经搬家辗转留下来，过去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当做好东西看待。近年检点所藏，发现一本《林屋山民送米图》印制最精，雪白的连史纸将此长卷分段接印，品相极好。《林屋山民送米图》现藏苏州博物馆，原画虽非出自名家之手，在绘画史上也没有显著的地位，但是名气却很大。一是因暴方子的感人事迹，二是此卷自俞樾以降至吴大澂、吴昌硕、曹允源、沈铿等到民国时期经胡适、朱自清、冯友兰、朱光潜、游国恩、俞平伯、马衡、陈垣、李石曾、张大千、黎锦熙等数十家题跋。可惜此本在印行时尚无40 年代诸家题咏，仅存曲园题端。直至近年中华书局整理复制，才得添补后来的题咏部分。这本《林屋山民送米图》也是有正书局所刊。

 

虽然珂罗版所用的玻璃版仅能印刷三五百页，但是要想多印也非难事，只要多制几块同样的玻璃版即可，印出的效果是没有伯仲之分的。50 年代末，，我的大舅母任嫣叔先生应文物出版社之邀，曾以工笔重彩绘成《文姬归汉》图，后来郭沫若又手书补录了《胡笳十八拍》。这张画作的印制就是采用了珂罗版印刷，居然印量达到了三万张之多。也算得珂罗版印刷史上的大手笔了。

 

珂罗版每块的大小与所印的画幅是一样大的。40 年代初，先祖找人在家中拍照后制成的珂罗版（玻璃版）大部分仅洗印成了照片，而那些磨砂玻璃版就如同相片的底片一样保存在家里，竟有百余块。每块玻璃版的重量大约在500—700 克，这百余块玻璃版的体积虽然不大，但是总重量可达一百多斤。几次搬家都没有舍弃，只能腾出地方来放置。我不懂印刷技术，不知道经过了几十年，这些玻璃版还能否再用。

 

1966 年的8、9 月份，是中国文化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这些玻璃版也属于需要处理的物件，于是用平板车拉到了废品收购站。那里的工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是涂了墨的玻璃，就找来抹布沾上水使劲地擦拭，但那乌黑的磨砂玻璃纹丝不动。收购站拒绝收购。他们说，本来以为是脏玻璃，擦干净了还能废物利用，可是这东西用碱水都擦不动，还有何用处，钱是不会给的。好说歹说留在了收购站，最后用铁锤将一百多块珂罗版砸碎，装入了麻袋，我们当时还感激不尽呢。

节选自2016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故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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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故事(精)

作者： 赵珩著

ISBN号： 9787101119626

定价：49元

（统筹：启正；编辑：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