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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那些事儿20:“纽约版孙中山像”倒印邮票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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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中华民国30年)2月21日-4月21日,邮政总局发行了一套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主图,边框上为中华民国国徽的普通邮票,由美国钞票公司在纽约代印,全套共16枚。面值分为分、角、元三种,从半分到20元,元面值票为双色套印,分、角票为单色印刷。由于通货膨胀,面值过低已不适应当时邮资费用,发行没用多久就停售了。这套邮票印刷精美,很少有变异,但2元面值的邮票却出现了孙中山像倒印这样严重的错误。这枚邮票边框呈蓝色,中心图案孙中山像呈黑色,在当时需分两次印刷,第一次先印蓝色边框,第二次套印黑色孙中山像,但在套印时,由于纸张置反了,因此产生了孙中山像倒印变体珍邮。这枚变体票是一个叫郑晴初的学生发现的。近年来,当事人把发现倒印票的来龙去脉两次向集邮界公开。



郑晴初:我买到“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的经过 


       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读初中,校内盛行集邮,同学间相互交换邮票。当时,我父亲与朋友共同开设广大华行,经营西药等进出口贸易,在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均有分行,与国外,如美国、印度、缅甸等有生意往来。我几乎每星期都进城去,把公司中收到的信件和邮包上的邮票剪下来,带回学校和同学交换。有零用钱剩余时,也常到在一间公司中摆张桌子卖邮票的王劳先生处买一些便宜的外国邮票。由于法币贬值,东川邮政局的集邮柜台将面值已经过时的邮票按面值出售给集邮爱好者,我也经常去,为了省钱,总是挑选印刷漂亮、面值低的买。那时认为,孙中山像邮票,如面值五分、八分、十七分等又好看又便宜,但是邮局是整版整捆卖的,大小面值搭配,不让挑选。记得那天我买这捆邮票时还和邮局那位女士相商,可否不买面值一元以上的,但协商不成,必须要买,只好忍痛买下。时为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应早于十一月三十日,而不是传说的十一月三十日。最近我查过那个三十日是星期五,我正上学,不可能进城去,因为南温泉离重庆有十八公里远,一般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才能进城去的。



       邮票买回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一直到看到报上有东北等地邮商刊登的广告,愿意以沦陷区和伪满洲国的邮票来交换在重庆发行的邮票,我想写信去交换,便在一天晚上把不少成捆买来的邮票拿出来整理。那时南温泉的电灯是由隔壁一间小水电厂供电,冬季水小,电力不足,灯光昏暗。我那十几岁的妹妹也在旁边凑热闹,不断问东问西,她忽然问我:“二哥,为什么这种邮票上的人头是颠倒过来的呀?”我当时嫌她碍事,轰她走开,同时也不禁仔细察看一番,一看之下大吃一惊,果然真的一整张五十枚孙中山贰圆票,人头像都是倒过来的!


       由于我听说过“二元宫门倒印”是珍贵邮票,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意中买到了珍品,于是马上将这版邮票好好包起,并于周末匆匆赶进城去。当时嘉陵江上还没有大桥,从南温泉坐长途汽车到海棠溪下车,过江到储奇门找邮商王劳先生。我鼓着勇气请教他:孙中山像有没有倒过来印的?他看我人小,以为是开玩笑,很不耐烦地把我给打发走了。我还不死心,又跑到近望龙门的一家叫邮友邮票社去打听,这家邮票社的老板艾元俊比较重视,详细看了邮票和了解买到的经过,并记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第二天下午,他就下乡来找我。随身带了一大包袱的邮集,问我是想换邮票,还是想卖钱,我说想换,他就打开包袱让我随意挑选。面对着这么多的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和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的中国早期邮票,如大龙、小龙、慈禧万寿等等,我都惊呆了,简直不知所措,赶快求助于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他比我精明得多,要我沉住气,由他和艾元俊谈判。结果前后两次,以十六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和他换了几本邮集,其中包括一套大龙、一套小龙、一枚红印花(面值记不清了)以及自“万寿”起到新生活运动的整套纪念邮票(其中缺光复、共和两套);外国邮票记得有苏联北极探险、苏联大建筑、德国的兴登堡头像邮票等。他当时答应一定给我“光复”、“共和”邮票各一套,表示眼下手头上没有,找到后一定送上等等,实际上他始终也没有给我这两套邮票。在第一次交换前,我们到南温泉照相馆先将这一整版五十枚邮票拍了一张3×4寸的照片。



       艾元俊此人邮德较差,第一次在南温泉交换时我提出交换条件是他最大只能保留四方连,应将整联撕开,他一口答应,说怕临时匆匆撕了可惜,由他回重庆后撕好给我看。第二次在重庆交换时,他将一些四方连邮票放在透明纸袋中在我面前一晃而过,但给我发现他竟用了正印的纽约版贰元票剪了中心头像冒充倒印票。这个煞费苦心的花招弄得他当场十分尴尬,当时还有赫崇佩和另一个人在场。郝崇佩给我印象很深,他看来很老实,真正是一位集邮者。在艾元俊和我大哥谈话时,他悄悄地让我看他带来的邮票,告诉我上次艾元俊和我交换的邮票都是他拿出来的,而艾只给了他一枚,他想向我再要几枚,甚至一枚也行,他可以给我更多的邮票。我当时很心动,想与他交换,但没带多余的,事后他也没再找我。


       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后,消息就传开了。我家真是门庭若市,许多人聚在我家院子里等我放学回来,每个人都带着大批邮票想与我交换,其中也包括那位邮商王劳先生。家人不知我出了什么事,追问之下,我才说出了事情经过,结果是剩下的三十四枚全部交父亲保管,我则乖乖地背着书包上学读书。不久,我家回到了上海,此事也告一段落。


       到了上海以后,我继续集邮,家里也一直是支持的。广大华行在纽约、香港都有分行,有时父亲下班给我带回来旧信封和邮包皮上的邮票,有时我自己去取,每逢周末家中浴缸里全是我泡的旧邮票。上海北四川路邮局集邮组每逢有纪念邮票预订,我都是成百套地订,低面值加盖票更是成捆地买,从中收集到不少变体邮票。上海中央商场袁必成先生的成记邮票社每逢周末有邮票拍卖,我几乎每次都到场,尤其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初,我家全家迁港,只留我一人在上海,家中自香港带来美钞、黄金给我作为生活费,我都用来购买邮票。


       一九四九年,我家在天津重聚。在我离开天津老家去北京上学时,整理了一下全部邮票,大大小小邮集有六十多本,加上成版的中华邮政后期纪念票,大捆大捆的贬值后不通用的低面值邮票,装了大小十二箱,其中包括最早艾元俊换给我的全部邮票。“文化大革命”过后,听在天津的三弟和上海的大哥说:“邮票全部被抄家抄走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五十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的下落。在重庆时只有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其余全部由我父亲带到了上海,一直由父亲掌握。听说承印邮票的美国钞票公司也曾派人到上海,找我父亲要求购回,但被他拒绝了。据我所知,他曾送了一枚给他的老朋友卢绪章先生,而听说这一枚也在“文革”中不知去向。父亲在上海时也曾卖出一些,因为一九五二年春节,这是我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我回天津家中过年,有一天晚上全家聊起此事,父亲让我上楼到他的书架上取一本《政治经济学》下来,其中夹着剩下的邮票,大约有二十枚左右,他让我撕了一枚留作纪念,此后他将邮票带来香港。一九八一年他有病时,由我大哥及侄女陪同去几家银行的保管箱整理财物,据说已无此邮票。


       一九八零年,史丹利杰宝斯拍卖行在香港拍卖邮票,其中有一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编号为268。我抱着领略一下曾经拥有过的东西被拍卖的心情去参加了,结果是我的六弟以五万五千港元拍到了这枚邮票,在我当年以两圆法币买到这枚邮票时,他尚未出生。最近,太古佳士得将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香港拍卖邮票,其中有带版铭的十张相连的孙中山肖像错体票,即“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底价为一百五十万元。从版铭上编号32来看,正是我当年买到的五十枚中的十枚,估计是我父亲五十年代来港时带来的。不知此次花落谁家,但愿能落在华人集邮家手中。


       如今我保留的这一枚,陪伴我度过了几十年的坎坷岁月,陪我踏上征途,也伴我历尽百劫。“文革”抄家时,仅因藏在宁夏我家小土房的土墙内而幸免于难。我将珍之藏之,它使我缅怀少年时代集邮的乐趣,也使我想到我曾拥有和失去的一些,更使我想到要记住和要忘却的一切。


“纽约倒”邮票拍卖史


       在1996年5月20日举行的北京邮品拍卖会上,“纽约版孙中山像”倒印邮票底价为18万元,最终以29万元拍出。2006年11月2日,苏黎世亚洲拍卖公司在香港举行的秋季拍卖会上,“纽约倒”亮相,估价40万至50万港元。2010年12月,在美国切里斯通在纽约举办的世界珍邮拍卖会上,一枚背胶有轻贴痕的“纽约倒”邮票以12.075万美元成交。2011年香港的拍卖市场上,一枚“纽约倒”邮票,成交价为172.5万港元。2012年3月中旬在香港举行的苏黎世亚洲“珍稀邮票及邮政史拍卖会”上,“纽约倒”邮票以241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同年10月中旬,苏黎世亚洲于香港举办的秋拍邮品拍卖专场上,一件“纽约倒”邮票直双连,估价450万至500万港元,最终以480万港元落锤,外加拍卖佣金,此枚邮票的成交价达到了522万港元,创下了民国邮票拍卖价格的新纪录。2016年11月15日,在中国嘉德秋拍上,一枚“纽约倒”邮票以149.5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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