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评 | 建筑连续的风景

Design a Continuous Landscape

楚岩 | 文

从方盒子逃避

1966年11月初洪水涌向意大利佛罗伦萨。3号这天，一位老人修理渡槽时坠入涨潮的河中，当时警察局的求救电话持续忙音。次日洪水仍未退，这天恰巧是意大利传统军人节，不少离城度假的人们因此躲过水灾，。短短两日，佛罗伦萨约6000家店铺被毁，5000个家庭无家可归，损坏的文物不计其数。灾后，意大利政府开始佛罗伦萨修复计划，此举似乎责无旁贷。然而“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却 “不闻不问”。

1966年“超级工作室”由阿道夫·纳塔利尼（Adolfo Natalini）和克里斯蒂亚诺·托拉尔多·迪弗兰恰（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于佛罗伦萨组建，之后陆续有吉安·皮耶罗·弗拉西内利（Gian Piero Frassinelli）、罗伯托·马格里和亚历山德罗·马格里斯兄弟（Roberto and Alessandro Magris）及亚历山德罗·波利（Alessandro Poli）加入。该年12月“超级工作室”在（Pistoia）小镇Jolly 2画廊举办展览“超建筑”（Superarchitettura）而一鸣惊人。1972年，他们回溯了这次大洪水，在《拯救意大利历史古城》系列中戏谑当时保守主义者复兴历史的运动，画中整个佛罗伦萨浸没在水中，仅剩教堂的穹顶探出水面。

阿道夫·纳塔利尼在“超建筑”展览现场，1966，Jolly 2 画廊，皮斯托亚， ©Toraldo di Franci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图片提供

“超级工作室”关注的不是如何拯救和修复文物的个案，他们开始反思建筑和设计的本质以及城市的意义。在超级工作室活跃的13年里（1966-1979），他们的确没有一件建筑方案被实际建造，但是他们的创作活动非常活跃，创作形式包括文字、图像、装置和影像、行为等，是七八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激进建筑”小组。

超级工作室，《十二座理想之城第一城：2000吨城市》，1971，平版印刷，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收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图片提供

“超级工作室”是“反设计”的代表。1972年Natalini宣言：“如果设计仅能刺激消费，我们拒绝设计；如果建筑仅为中产阶级建造结构典范，我们拒绝建筑；如果建筑和城镇规划仅是现有的不公正社会结构的程式化，那么我们必须拒绝城市规划和由此产生的城市本身……直到所有的设计活动以满足基本需求为目标。而那时，设计一定会消亡。没有建筑，唯有生活。”

其实在欧洲上世纪的60-70年代里，盛行着各种具有革命性的批判思想。而这种极端思想的产生并不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叛，相反，是基于理性的反思。战后60年代，，意大利出现经济增长奇迹；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日显孱弱，佛罗伦萨成了机会与焦虑并存的地方。增长的城市住房需求和城市环境改善原本是建筑师的潜在工作空间，然而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发现即使没有建筑师的设计，他们也能建房（Ross K. Elfline）。只是这样的房子在Natalini口中是“没有记忆的方盒子”而已，“分不清哪是顶哪是底，也分不清进与出的通道……没有惊奇，没有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向市场投降，不如逃避，而绝不在智力和创造力上妥协（Ross K. Elfline）。

家具与街头景观

集权的构筑模式催生城市焦虑，当时意大利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离开城市中心走向城郊。“方盒子”不但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环境，而且构成城市景观。人们是否会对被动接受的景观及环境麻木？一个更理想的城市景观和空间建造是怎样的？是否有一种途径得以构建心理意义上需要的城市，即使看似不可执行或者非物质形式能赋予形骸，当下“看不见的城市”仍可植根于心、生发于未来。

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经济奇迹企图唤醒战后梦魇中的欧洲，但佛罗伦萨1966大洪水还是吹散了甜蜜生活的梦幻泡影。“超级工作室”的设计似乎刺激着人们潜意识的空间，突兀而无以名状的造型意在挑衅日常生活中渐趋固化的理性意识，正如当时达达主义之父杜尚《泉》的讽刺手法。

“超级工作室”用异化物件的手段来解构物质追逐的文化。他们热衷于室内家具设计，反对“功用性”设计标准，造型笨拙而奇怪，试图在家庭环境中通过工具和家具刺激它们的使用者，重新唤起人们对周遭环境的敏感，即使碍眼而不悦。

对家庭生活的干预必然延伸至人们的行为。他们将“物件和行为”搬至户外，形成“景观办公室”。在“逃避性设计”（Evasion Design）中，“超级工作室”如此描述他们的目标：“将异形物体引入设计系统中：让物件尽可能地调动各种感官特性（色彩、触觉等），使其充满视觉符号以吸引注意力或激发兴趣，物件可以启发行为举止。”

超级工作室，《市集》（Superstudio，Bazaar），1969，组合式沙发，©Toraldo di Francia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图片提供

超级工作室，《超级工作室景观办公室》（Superstudio，Superstudio landscape office），1971，贝洛斯瓜尔多广场，佛罗伦萨，©Toraldo di Francia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图片提供

一旦走出家门，家具的使用者便成为行走在城市景观中的居民，他们从室内环境中获取的心理讯息是否可以继续延续、不断生长，而不再对城市环境漠视呢？

弥合它与风景间的罅隙

洪水泛滥时，有人被困家中，有人因旅行而免于灾难。这种情境下哪里是庇护所，哪里是景观？有没有一座城市、一种生活，让“远方”与“家”不再对立？

在1971-1973“超级工作室”《基本行为：生活、教育、仪式、爱情与死亡》的脚本中描绘了一场露营（The Encampment）：“你可以和你的部落或家人去任何地方，只要你喜欢。庇护所不是必须的，因为地球的气候环境以及我们的身体机制已在不断修复而许诺我们舒适感。而至多，我们可以以建造房屋为乐。” 在这场露营中，人们在网格化的大地上相互陪伴席地而坐，没有特定的工作与活动，悠然自足，身后是矮矮的帐篷和高山。

这一段具有诗意的文字，持有对城市消费主义死循环彻底解环的态度——唯有保持独立，哪怕放弃社会中的工作职位，就正如“超级工作室”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嬉皮士、辍学生和流浪者。“超级工作室”也正是如此，他们放弃日益工业化模式体制中的建筑师；而以自治而独立的方式进行工作，充分发挥创造力，成为设计者、学者以及教育者（Ross K. Elfline）。

超级工作室，《基本行为：生活（超表面）》，1972，圣马蒂诺阿拉帕尔马，拼贴，来自超级工作室档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图片提供

另一方面，这一次“露营”也暗含“超级工作室”对现代建筑与景观间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把自然和人的特性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这样的思想对后来的建筑学科产生极大影响，比如“景观都市主义”。

1982年的巴黎拉维莱特公园竞赛中，获取并列第一的库哈斯和屈米的方案第一次清晰呈现了城市与景观的另一种可能的关系。他们用分层的、无等级的策略提出开放的景观效应（陈洁萍、葛明）。库哈斯的设计是景观都市主义的体现，而对库哈斯设计核心理念的极大影响正是“超级工作室”。

在傅柯看来，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乌托邦，但“异托邦”是一个另类空间，它是实际存在的，对它的理解借助于想象力。也许只有以人为中心的建筑，启发诗意生活的景观空间，才是实质的“纪念碑”。当建筑与景观的罅隙闭合，就成了连续的风景。

编辑 ／ ArtWorld

?? click「阅读原文」，购买新刊"去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