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东街忆旧

作者：《今日浦江》报总编  张 明

浦江老城有九座城门，其中正门四座，偏门五座。大东门叫迎春，小东门叫拥青；大南门叫文明，小南门叫宣和；大西门叫咸宁，小西门叫凝爽；大北门叫仙华，小北门叫辅辰；另外还有祈年门，俗称水门。城门名字祈福平安，寓意美好。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社会发展需要，这些老城门悉数被拆，东街头里相对完整的迎春门拆得最迟。

　　如果追溯浦江由土城改为石城的历史，大致可以推到明代，清以来对城墙又多有加固修砌。

　　东街东起迎春门，西到玉案头，长有一二百米。街路两边以住家为主，人员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东街一早就会有赶往田畈的农民的吆喝声和黄牛的“哞哞”声，看到的也大多是扛了锄头、挑了担子、肩了犁耙，尽数迎着朝阳走向田野的庄稼汉。这一带商业并不发达，谈不上业态，自然没有知名的商号。但迎春门作为大东门，地理位置却十分突出，东边七里八乡的人员，包括五里人挑担卖菜、七里人豆腐进城，东门几乎是必经之地。站在迎春门的城楼上，远可瞭望，近可防御，城防的作用不可低估。据老人们回忆，迎春门高有七八米，宽有四五米，基脚一律用青石砌成，上面用坚实的城砖垒造，实在是江南一座典型的城池，带有明显的防御性。

　　防御的概念属于军事，属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其实出了东街，景致与城门的名字一样动人，探首迎春，满目滴翠。右手边北宋龙峰古塔的英姿自不必说，左手边东岭秋阴的繁茂也放置一边，光城脚下流过的东溪就给人留下许多美好的遐想。三四月春风骀荡，岸边的杨柳泛青了，白杨树爆出了嫩绿的芽儿，孩子们“忙趁东风放纸鸢”，明亮亮的溪水则从他们的身边“哗哗”地流过，鸭子黄色的脚蹼一动不动就能稳稳地顺流而下。它们看上去是那样的踌躇满志，那样的悠然自得，连两只小小的黑眼睛也透着不一样的神情，有时还冷不丁扎个猛子，动作突然，类似卖萌。再过些日子，天上的风筝放腻了，贪玩的孩子就开始迫不及待地下水，捕鱼捉虾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东门桥下有的是鱼虾，特别是鲶鱼，还非常密集，运气好野生的甲鱼也能捕到，味道均极为鲜美。

　　老城拆了之后，城墙脚成为一条路，这一带的面貌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可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东街头里洪家门口那棵高高大大的桂花树。那是一棵上百年树龄的老树，足有十几米高，胸径的粗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一定抱得过来，遮起的树荫有好几十个平方，叶子绿油油的，真正的蓊郁一片。尤其八月桂花开的时节，密密麻麻的全是黄颜色的桂花，芬芳馥郁，走在东山岭上就能闻到。如果到了月夜，真应了唐代宋之问的那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了。花是招惹人的，这不，路过的姑娘已经鼻翼翕动驻足仰望，仰望之后便是开口讨要。姑娘要花是件雅事，再正常不过了，主人一般都会笑盈盈地满足要求，何况，洪家的老老少少都是热心肠的人。摘一束带枝叶的八月桂擎于手上，绿的叶子衬着黄的花儿，一路走过一路花香，人和花一样好看漂亮。

　　绕过桂花树走到北边，是洪家一处敞开的院子，地上铺着青石板，干干净净，里边种着几棵香泡树。金秋十月，穿插在墨绿树叶中间的香泡早已经成熟，淡黄色的果子上头略尖，下部胖圆，在阳光的照射下正泛着油光呢。微风过处，香泡就在枝头轻轻颤动，很能吸引孩子的目光。大概白天已经有数，到了晚上，一帮半大的孩子趁出去游玩，稍大的会抱起小的顺手扯个香泡下来解馋。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心里慌里慌张，动作就难免粗鲁，那树因为被人猛的一拽，树桠枝一片乱响。主妇正在灯下纺棉花，听到外面的声响，连忙出来看个究竟。哪知，一群野小子早抱着那圆滚滚的家伙疯也似的跑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行为举止乖张，但到底与东街有缘，为东街增添了不少的生趣。

　　如果细细道来，与东街结缘的还有一位明末清初的浦江才女、刺绣艺术家倪仁吉。倪仁吉的父亲倪尚忠住在离东街不远的通天楼南边，他中过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授吉安府的同知，著有《居云草》《鸣籁草》《醉吟草》等。其子仁祯，是崇祯十年的进士，在朝中当了个礼科给事中的文官。倪仁吉自幼敏而好学，兼受父兄熏陶，博通文史，善作书画，精于刺绣。其刺绣作品以花鸟为主，画面往往静动结合，相映成趣，格调高雅。所刺图案看不出针脚，浑然天成。东街南面的花台口有一处洪氏宗祠，祠堂建成后，族人请她作壁画，倪仁吉欣然提笔，使洪氏宗祠光彩照人影响陡增。，浦江民间文学家洪亮发现后如获至宝，捡清晰可辨的摄影数帧，才使我们今天还能一睹一代才女的壁画风采。

　　说到明代，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东街狮子台门口那一对气宇轩昂的石狮子，它们与明代浦江的一位战将金日观有关。狮子台门口里面是金宅，住着的大多是姓金人的后裔。明天启五年，金日观以军功将才授守备职，效力关门。不久，擢升镇标中军游击，加参将衔。崇祯元年（1628），再加副总兵，守马兰峪。三年，清兵攻关，金日观死守不下，朝廷论功嘉奖，加封其为都督同知。金日观后因恃功骄纵被弹劾，移莱州副总兵。十年春，清兵攻朝鲜，金日观随总兵陈洪范前往驰援，驻师皮岛。清派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攻铁山，再分兵攻皮岛，成水陆夹击之势。金日观偕诸将楚继功等与敌相持七昼夜，终因兵力不支，战至阵殁，岛城随之陷落。

　　明后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尤其到了天启年间，皇帝朱由校即明熹宗幼时不讨明神宗喜爱，少文多技，做了个“木匠皇帝”，热衷锯刨斧凿和油漆，一心钻研木匠技艺，对国事没有什么兴趣。这时候，内有阉党魏忠贤专权结党营私，外有金兵进犯边患不断，左光斗等一批忠臣多遭构陷，王朝的命运实际上已经走到一个拐点。袁崇焕就是这一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一直在前线勉力支撑。天启六年，也就是金日观授守备官的第二年，袁崇焕在宁远大败后金，取得“宁远大捷”，但仍然挽回不了天朝的颓势。

　　民间有一段传闻，说金日观从军时带了长长的旱烟筒，一次拉肚子时顺手把抽完的烟锅放石头上敲两下，结果爆出的火星点燃了炮捻子，正好一炮命中敌营。从此，金日观成了神炮手，加官进封步步高升，连座下的战马也变了麒麟。这种传闻虽是代代相传，也只能听听而已，不见得确切。反倒是阵前两军剑拔弩张、严峻对峙是可信的，反映出当时战事的高度紧张。

　　明清两代，出于社会治安和抵御入侵的需要，都在东街大司口里面设有城守署，相当于浦江的城防司令部，担任城防守备任务，有驻兵。附近营来、镬炉等地名都与此有关，大司口也缘于此。1941年，日本飞机轰炸县城，大司口多处房屋被毁。岁月流逝，其名字的来龙去脉渐被后人遗忘，与出圣亭一样，只剩下一个抽象的地名。

　　在东街西边靠近玉案头的地方，从前围墙内是学宫训导署所在地。在这里设立启文女子小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国民教育的风气一开，女孩子也争先恐后嚷嚷着要背起书包上新学堂。启文女子小学的首任女校长是汪能泳，她的丈夫叫曹聚德，即后来的名作家、名记者曹聚仁先生的哥哥，他也是该校的老师。曹聚德父亲梦岐先生本就是浦江南乡蒋畈的一名乡村教育家，曹聚德受其父影响，很开明，很活泼，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常常到学校来找他。学校里曾组织自编自演文明戏，宣传妇女要受教育。女校学生田春霞还与同学吴秀鸾、洪瑞琴同台演出，她自己演一个不识字的女子。后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张越霞则上台演讲，宣传妇女要放足，解除缠足的痛苦。黄长波的夫人张鉴澄杭州艺校毕业回乡，一度也做过启文女子小学的老师。这所新式学校使一批家乡女子走上了一条探求新知识、追求新生活的道路。

　　民国之后，现代服务业应运而生，催生了照相这样的行业，民间画容的生意从此一落千丈，原印刷厂对面的洪玉成照相馆就是其中之一，它让浦江不少家庭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张照片。我家里保存有一张近80年的全家福，，就是由洪玉成照的，现在已经成了稀有的影像。照片黑白两色，表情活泼生动，拍得一点都不呆板。从所拍的照片看，洪玉成在拍摄人物方面，是用过心思下过功夫的。

　　印刷厂是东街唯一的一家国营工厂，一部分由解放初期公私合营而来，包括甘友欣、甘友闻两兄弟最早开于上大街的新新印刷所。该所有圆盘机三台，曾印过浦江第一份抗日救亡刊物《吼声》，印数500份。东街的傅明堡等人就受其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地下党的身份暴露后参加新四军，当年就牺牲在江苏溧阳抗日前线。

　　新新印刷所之后，诸暨人杨忠标在浦江开了祥记纸店，购置圆盘机两台，印些学校的簿册和香烟的包装纸。解放后新新印刷所与祥记纸店联营，更名祥新印刷所。五年后公私合营，改为祥新印刷厂。再以后正式并入县印刷厂，地址就在东街北侧。印刷厂红火的时候，住在附近的人一天到晚都能听到“哐当哐当”的平板胶印声，糖果包装纸可能是它很大的一笔业务。我们小时候包书的封皮都是这种废弃的包装纸，五颜六色，很受孩子们欢迎。但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糖果纸上面有一层蜡质，包了纸的封面不大写得上自己的名字。

　　城市拆迁改造之后，东街拆了一半，留了一半，这里成了多年的半边街，残缺不全，与历史的沧桑叠加在一起，建筑风貌没有西街完整，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更是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城市的变迁是必然的，因为它也有鲜活的生命，就好比一棵绿色的树，活着就要生长。关键是要变好，变得更适合人居住生活，能让人从中找到美好的记忆，找到情感的寄托，找到生活的方向，找到蕴藏于其中的永久的文化魅力。

　　寂静的夜晚，我仰望星空，埋首灯下，轻轻拂去历史的尘土，回首曾经的老街，默念家园的过去，一种浓重的乡思便弥漫开来，就像手上这杯老茶，酽酽的，飘着清香，带点苦涩，却又充满了回甘。

（图文来自浦江新闻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