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的出版界还充满着情怀与朝气。时过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业界开始受到真正的冲击——移动互联网，纸质图书与电脑阅读的差异化在掌阅时代开始变得缩小。出版界真正的“狼”来了，“纸质出版”甚至“出版”开始被重新思考，保守者有之，激进者有之，“出版”的意义被无限次探讨，似乎没有什么统一的答案。
那么，出版是什么？
是印刷？是书号？是利润？是情怀？
是印刷？那用A4纸打印并装订起来的册子不也可以阅读？当然有人会说，那阅读体验不一样嘛？那我还可以回答，只要不在乎那个书号，我分分钟就可以找一个设计公司给你做出和纸质图书一样的印刷感觉。
是书号？书号虽然是一本图书不用于其他图书、具有唯一性的标识，但在国际领域，大多数国家对此是不加限制的，比如美国、日本和英法德意。这些国家的出版单位采用登记制，人人皆可做出版社，出版公司与其他公司没有太大差异性，以致有些作者为了出书，完成自己的出版意愿，特地注册一个出版公司，拿到书号，出完此书，公司歇业了事。不属这类国家所列，而对出版单位采取审批制，在出版单位的总量上有所限制（全国近600家出版社），自然在书号管理上也较为严格，书号因此成为稀缺品。“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有些出版社不再从事真正的“出版”，经年靠倒卖书号为生。所以造成一个假象——在出一本书有时候困难，有时候容易。困难者，图书内容或被种种审查，“给钱还不给出”；容易者，内容平平却给钱就搞定。但书号真的是出版的本质么？绝非。欧美国家的出版制度说明书号不值钱，出版的现象绝不可能在职业道德上被接受。
出版是利润吗？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就从当今出版社的命名，也可看出痕迹。，各地方都有一套“人民+教育+文艺+科技+少儿+古籍”出版集团，只是另外两类出版社具有特殊性——副省级城市有城市出版社，一些大学拥有大学出版社。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各行各业都进行着翻天覆地地变化，隶属于文化产业的“出版业”被“裹挟”着被动转型，一些新成立的出版社和一些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名社，打积极仗，推动事业单位“出版业”朝企业化方向转轨，，其他出版社全部变为企业。一时间出版业人心惶惶，很多人害怕市场竞争，出版业被动“向钱看”。公开倒卖书号、忽视选题策划、忽略内容审查不绝如缕，文化人、学者纷纷叹气，出版繁荣表象的背后，是价值观的摇摆和不定。出版产业慢慢失去了80年代文化黄金时代的文化品性，粗制滥造、错字横行变得习以为常。于是有些编辑呼吁：出版要有文化，出版要有情怀！
出版是情怀吗？自古流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出版这种“高贵”行为，向来属于“士大夫”的事情。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成为主流，，而且在实践上也得到了落实。不仅张元济、邹韬奋等专业出版人纷纷开办出版企业，而且梁启超、鲁迅等绝大多数文人也创办自己的刊物、书店、出版社，发出自己的声音。“革命”与“情怀”交织，国家与社会博弈。出版业经历了“知识稀缺时代——文化黄金80年代——半市场经济时代”后，价值观遁入真空。官与民对立明显，社会层面缺乏文化支撑，文化人出现断层。文化人不管是“代官立言”，还是“代民立言”，都极为尴尬，于是“情怀”变成口头禅，渐渐一派出版人成为“情怀”的积极主张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成为时尚，对民国文人的回忆也仅限于“情怀”之内，而对“五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发扬深为无视，体现出深深的无力感。
但，出版绝对只是“情怀”，“情怀”只是出版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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