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上海往事

上海是中国现代印刷术的发源地。我国新兴民族印刷工业的两大代表——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这两家不仅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德英美日等国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刚获批“市级民办非企业博物馆”的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历史文物自成一馆。10月31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听馆长林伟成讲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早年的印刷故事。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是外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报馆和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3750元，租屋三间，购机器数台，办起了这家小印刷工场，起名为商务印书馆。

早期，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抱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商务。经他擘划，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不久，蔡元培离开上海赴青岛，由张元济任所长。张元济请来一大批学者和专家加盟商务，开始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印外国名著和编纂出版各类辞典工具书，使商务真正成为一家出版企业。

这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印刷的复旦公学毕业文凭（早于1909年9月）。

复旦公学创建于1905年，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从这张文凭可以看到，当时的监督是高凤谦（高梦旦）、教务长是。高凤谦于1903年应张元济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曾组织编写《最新国文教书》等。除了曾于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高凤谦与商务同舟共济30余年。而1912年出任中华书局董事，后任职复旦校长。

从190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1932年之前达到鼎盛，总人数达到4500人。其中，编译所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发行所在海内外开办了36家分馆，印刷所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

商务印书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辉煌时期的全景。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当时商务印书馆还设有亚洲第一规模的东方图书馆，办有幼儿园、小学、师范讲习所、外语和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等。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教科书、辞书等各个门类。还出版数十种杂志。

比如《东方杂志》。它是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它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成为了近现代史的见证。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

《东方杂志》，民国18年第26卷第3号、第6号。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在很多人看来，商务印书馆最为辉煌时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

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明确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上海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被迫停业。董事会随即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经过半年努力，8月1日复业。复业后，小学、初中用的全套教科书以“复兴”冠于书名。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占全国总量的52%，依然领先于国内同业。

1932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发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再说中华书局。1911年，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陆费逵看准了时机，他料定革命后的教科书将有一番改革，于这年和戴克敏、陈寅、沈颐等人一起筹集资金，秘密编写新教科书，准备创建新书局。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就树起了一块“中华书局”的招牌。由陆费逵与陈寅、戴克敏、。

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赶在学校春季开学前伴随着书局的诞生问世。这套教科书有初等小学、教授书、高等小学、中等师范用书共49种183册，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一经发行，风行全国。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

《中华教科书》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中华书局紧接着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1912年秋天，中华书局在福州路惠福里创办印刷所。为了保证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质量，陆费逵和助手唐陀多次去日本考察。他们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引进日、美、英、德等国的先进设备，请德国专家史密斯特来上海传授最新制版、印刷技术。

中华书局印刷所于1912年秋在上海成立。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这是中华书局曾用于书刊装帧的烫金机，到明年就一百岁了，至今可以使用。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他们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发展胶印力量，一方面积极筹建凹版印刷，为以后大量承印有价证券作了准备。那年9月，中华书局分局增至40处，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已跃为全国第二大书局。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这是平版印刷版材之一石印石，1916年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成立时即有石印工艺。使用该版材的平版印刷又称石版印刷，简称“石印”。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1930年，、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任中华书局董事，总厂开始大规模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1935年至1949年，中华书局先后承印有中央银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以及中央银行的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广东省银行（银元）券、大洋券、大洋辅币券和大洋票，安徽地方银行国币辅币券，湖南省银行印洋票，广西银行通用辅币券等钞券。

中华书局印刷总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石印部石印课。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1935年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建成，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也就在这一年，中华书局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此机为德国政府印刷局专利，高宁鲍厂承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之凹版印刷机。到了1936年，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印刷门类齐全，拥有各类印刷机械300多台。当时中华书局在全国印刷业排名第二，彩印排名位列第一，这是中华书局在旧中国的全盛时期。

1935年，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和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的合影。右边照片人物左五为陆费逵。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对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印刷所所长室的复原，其中含原件物品28件。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