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印风——林尔篆刻作品展

序

宋鎮豪／文

余家鄉蘇州市東吳印社社長林爾，長年浸染於甲骨文書法治印，有《林爾篆刻集》（西泠印社二零零五年）、《一葉集·林爾書法篆刻》（蘇州大學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印壇點將•林爾》（中國篆刻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等專集陸續推出，廣受斯界贊譽。近又有新著纂成，竭誠請余作序。余樂見家鄉勝事，願不揣譾陋，寫上數語，以爲喤引。

余一直認爲，中國書學印學藝術的源起，是與漢字實用性的成熟歷程幾乎同步伊始（參見拙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法書全集》第一卷《先秦秦漢》，文物出版社二零零九年）。漢字成熟的歷程究竟有多悠久，難以確切回答，但可追溯到史前時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尚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云：“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晉代衛恒《四體書勢》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古人屢屢提到的“造書契”、“始作書契”，直指漢字發明與實用，當然也蘊涵著刀筆書契技巧。繁體“書”字從聿，像一手持毛筆書寫，“契”字從刀，意指捉刀刻寫。漢字發明伊始，即已注意著刀筆書契之美的。漢字成形具狀，取象自然，與東漢蔡邕《九勢》所論“書肇于自然”，同造異旨，正道出了漢字成熟歷程與中國書學印學藝術演進齊駕并驅的共同意涵。

說到先秦時期的書契藝術，必然要與古文字書契材料相聯繫，當然所見也就熲熲異相，眾彩紛遝。所謂“古文字書契”，專指地下出土先秦時期的書契文字材料而言，主要包括史前夏商玉石陶文、殷周甲骨金文、春秋戰國簡帛等幾大分野。而就三千多年前殷墟甲骨文書契技巧的總體來看，顯然已經十分嫺熟老到。甲骨文以刀筆書法爲主，間有毛筆書法者。甲骨文刀筆技巧和結體構形有章有式，書契筆順的特點有五：一是先直後橫，斜筆及曲筆的豎形者同於直。二是上下結構的字，一般都是先上後下書刻。三是左右結構的字，先左後右。四是中心軸對稱的字，則在先直後橫、先上而下、先左後右的原則下，先完成中間部分，再從左而右完成整個字。五是特殊字形或特殊情況下，有破例。此等書寫契刻法式，必然因乎師承傳授和反復練習方能繩繩相繼不絕於後。今見殷商修習甲骨文契刻者之出土品，大致可分爲三類，即初學模仿藍本者的習字之刻，粗粗掌握一些契刻技法者的習辭之刻，能灌入自己所掌握的契刻技法和有一定卜辭文法知識者的示範之刻。

示範習刻干支表（《合集》37993、18946 ）

記月份的習辭之刻干支表（《合集》24440 ）

譬如說，《甲骨文合集》37993一版五期干支表，右起五直行爲習刻，字體結構拿捏不好，落刀欠穩，末一行行文老到，字形規整，爲教示之刻。此與今世兒童習字之法無殊，反映出三千年前教學狀況，其學刻字行間，夾雜有精美的字，當是示範者從旁執刀的指導。又如《甲骨文合集》18946一版一期正反習刻的干支表，就如郭沫若在《殷契粹編》序中指出的，正面右起第四行“字細而精美整齊，蓋先生刻之以爲範本。其餘歪斜刺劣者，蓋學刻者所爲”，“刻鵠不成，爲之師範者從旁捉刀助之，故間有二三字合乎規矩。師弟二人藹然相對之態，恍如目前，此實爲饒有趣味之發現。且有此爲證，足知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鍾王顏柳也。”再如《甲骨文合集》24440一版二期牛胛骨干支表，行文走向直書右行，共八行，連續刻了兩個月的六十個干支，第一行開首是“月一正曰食麥”，下刻甲子至癸巳三十個干支，其中第二旬末日癸未漏刻未字。郭沫若在《卜辭通纂》解釋說：“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卜辭兩用。……食麥者，《月令》：孟春之月，食麥與羊。二月父”及甲午至癸（亥）三十個干支，而亥字漏刻。“殳”可能與穀物加工或農作耕播的行事有關，殳爲木杵、木棒類工具。通篇應屬於習辭之刻，契刻技法較熟練，文字缺刻筆劃甚多。可見當時甲骨文書契者從初學起就已蘊育於審美意識培養和書契藝術標準的修習，爲達到能熟練掌握刀筆書法技巧和練就一手好字，既有師授傳承，又十分重視個人日常不懈的臨摹練習。

顯而易見，甲骨文書契已經越過了“原邏輯思維”狀態下的萌芽時期，進入“實用和藝術實踐相兼”的童年成長階段。殷墟甲骨文出自晚商王朝特殊知識階層之手，脫卻了原始象形繪畫之繁形，成爲一種文化功能強大、線條簡練并趨於規範化的實用性意音文字。若以鄭州商城出土商代前期字骨算起，至晚商殷墟甲骨文，又歷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九位商王，經過前後五百多年的文字書契形式多樣化的歲月磨練及歷久煥新的“後原邏輯思維”狀態下審美情趣的陶冶，促進了甲骨文書契藝術臻入到新的抒發空間。甲骨文書體習行於特殊場合下，代表著貴族知識階層刀筆功夫及早期書契藝術的一個側面，以“實用和藝術實踐相兼”的高起點和代有推演的書風，呈現其刀筆之技巧、結體之成規、章法之變宜三大引領晚世書法篆刻要素的確立，表明中國早期書契自生成階段伊始，就內蘊早熟性的藝術特色。

不寧唯是，除甲骨文外，商代晚期已經有銅質璽印出現。據《逸周書•殷祝》云：“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夏商之際是否有天子之璽，今已難知，但就余所知，傳世及考古發掘發現的晚商璽印共有七方，其最初源起可能與印模有關。晚商銅璽七印皆出土於安陽殷墟，形制相似，扁方形，上有鼻鈕。一爲陽文“翼子”，氏名加爵稱。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兩方，一爲陽文“亞羅示”，“亞羅”是璽印主人的族氏，“示”是其名；二爲田字格朱白文四字，釋文未有定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方，璽面陽刻一獸面紋，目前所知最早的的肖形璽印。此外，另有三方，皆系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出土，一爲璽面陽刻半個獸面紋。一爲陰刻人名兼族名“”字，一爲由陽刻兩個族徽字“”，與下部陽刻一夔龍紋組成（別詳拙著《夏商風俗史》增訂版）。此足以爲當今甲骨文入印者所取法。

殷商甲骨文書契有著各種各樣層次不一的實踐形式，以其高起點、合規度、具變宜的素質，和代有推演的書風及技巧，與意匠深沉的文化積澱，先聲正源而導流後世書法篆刻藝術，直接或間接影響晚後書學印學領地，足以令當今書法篆刻界有幸耕耘舊跡，上追三千年前殷商神韻，以甲骨文集語集聯，集詩集文，治印作畫，翰墨尺幅，運筆丹青，奏刀璽印，妙手剪紙，書畫印藝，分門別類，眾彩紛呈，爲書壇畫壇印壇藝壇添趣增輝，於傳統書法篆刻形式上新辟文化天地。

自近世甲骨文被發現以來，最早一批嘗試以甲骨文奏刀入印者，有天津王雪民、江蘇南京楊仲子、廣東番禺簡經綸數家，大致始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王雪民甲骨文治印，自輯成《雪民印稿》一函四冊，收甲骨文印鈐百餘方，後人又纂有《燮民先生印譜》《雪民印譜》《王雪民印存》《雪民印存續集》《雪老遺作》傳世。楊仲子作品見有《漂泊西南印集》《哀哀集》《懷沙集》《楊仲子金石遺稿》等。簡經綸所鈐甲骨文印譜見《琴齋印留》《琴齋書畫印合集》等。昔葉恭綽贊簡經綸甲骨文作品“浸漬于古者日以深，其點劃神態，間不期然而上追三代之遺，其概也，將融會貫通，別啟塗轍，不復爲往者之檠梏所限，於書法寢有推陳出新之望。”（《甲骨集古詩聯上編》序）余以爲簡氏甲骨文書契作品，主要是集古詩句組楹聯，自有一番意趣，但他的“別啟塗轍”之貢獻，恐怕在甲骨文治印方面更值得一提。前賢寄意石材方寸之間，溯源印學奧蘊，引領了嗣後書法篆刻界前赴後繼，衷注甲骨文書契藝術構思，開墾於這塊嶄新的甲骨文治印領地，漸漸臻至當今頗爲可觀的芸芸境界。

林爾曾經師從余亡友吳門工藝雕刻家朱鴻元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朱氏曾結合民間解決金屬材料硬度的技術實踐，與余一起進行青銅刀契刻甲骨文的嘗試，余至今難以忘懷。今得識林爾，心中油然有一種故人不見而新知深沉的感念。江南水鄉形勝地，吳下姑蘇簇錦城，這是個傳統文化厚重的城市，林爾甲骨文刻印，莞莞顯吳門印壇講究雅文淡泊的篆刻特色，其揣摩殷契，推陳譜新，字體構形明正，不務造作杜撰，分朱布白，章法嚴飭，治印奏刀，衝切靈動，意境雋永，綿密細膩，確立了“素、雅、凈、逸”的甲骨文刻印風格。

林爾這部新著，讓我看到了一位家鄉朋友執著於甲骨文書法治印的成果，相信讀者翻卷必不會失望。是爲序。

宋鎮豪於加拿大溫尼伯旅中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九日

林爾其人其藝

徐建融／文

我很早就知道林爾的名字并看過他不少書法篆刻作品，還知道他與上海書法篆刻界的關係非常親近，但見到他的人，卻是近年的事。雖匆匆一面，未及深讀，但人如其書，人如其印，竟恍若舊識。

其人也，翩翩風緻。但這個“翩翩”，卻不是時下的雅士風度，而是如黃山谷所論“平居無異於俗人”的“不俗人也”。其行爲裝束也好，談吐言論也好，都很日常而不見高雅。據說他早年還做過行政、做過銷售、下海經商，“俗人”一個。即使他潛心文藝，後來還成了藝術家，但依然保持著“俗人”的本色。但黃山谷不是又說“士大夫處世可百爲，唯不可俗，俗則不可醫”嗎？林爾又是怎麼來認識“雅”的呢？第一，雅的本義，撇開作爲形容詞的“極”、“甚”，如作爲樂器，以《詩經》“六義”，書名、酒器不論，有四：其一正確規範、其二高尚文明、其三美好、其四平素；第二，雅不是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而是表現在“大事”上的。林爾的“大事”便是藝術，便是書法、篆刻。

其是也，謙謙好學。于古則博覽廣取，於今則轉益多師。他的書法，四體兼工，尤用功於甲骨文。他的篆刻，秦漢古璽，明清流派，無所不涉。尤精研於甲骨文。甲骨文作爲廣義的“篆書”中之一體，在三千年的書法、篆刻史上是一門“絕學”。書學中，除了商周，幾無甲骨文的書法；印學中，更幾乎從來就沒有過甲骨文的篆刻。有之，則自羅振玉，簡經綸始。羅主要作甲骨文的書法，簡則兼事甲骨文的書法和篆刻。但由於甲骨文入書、入印、對於文字學的要求之高遠在金文之上。所以，即使羅、簡之後，也罕有人致力於此。近年來，雖有不少人以甲骨文作書法、篆刻的，但不過獵奇而已。其正能從學術的高度來認識甲骨文入書、入印的意義，借“絕學”來開生面并堅定文化自信的，林爾應爲第一人。

就這樣，一個在平居處世的日常生活中似乎不解風雅而和光同塵的很平常的人，在他的內心中，在他的藝術中，卻堅定并努力地攀登著“絕學”的高雅，顯出他的很不平常。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其人其藝，我以爲便是“清雋”，在“平素”而不是“奇特”中涵養正確規範、高尚文明的美好。如果捨“平居無異於俗人”而裝腔作勢地企圖借“平居大異於俗人”來顯示所謂的風雅，就不免黃山谷“此其俗人也”之譏了。

他體態是豐滿的，但其氣、其骨清雋。所以，雖“平居無異於俗人”，而於“大事”，於書法、。一種翩翩佳公子的風緻，借用《孟子》“聖人亦類”的說法，可以名之爲“雅士亦俗”。想想陶淵明、蘇東坡等與田老野父共飲同處，袁中郎、張宗子等呼朋引伴則必“笑他俗子”。庶幾可明雅俗之辯。我于林爾，亦見之矣。

他所取的甲骨文本是草莽的，但到了他的刀筆之下，紙石之上，其氣、其格清雋。所以，雖“絕學”三千年，而成深入時新。一種謙謙知不足的好學，不僅之表現爲“與古爲徒”的自謙，更表現爲“借古開今”的自信。——“用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志在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什麼是“文化自信”？“去中國化”的“唯澤是從”當然是沒有文化自信；抱殘守缺的“簡單復古”，同樣是沒有文化自信。真正的文化自信，必然是“古爲今用”、“推陳出新”。我于林爾，又見之矣。

交淺未能言深，驚鴻一瞥，林爾其人其事，給我的印象如此。

丁酉新春於海上長風堂中

後記

中國篆刻網　中國篆刻出版社／文

北宋大儒張橫渠有句影響至今的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對于篆刻藝術傳播者而言，同樣有著重要的借鑒與鞭策意義。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文化等領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就篆刻一門而言，社會對于篆刻藝術的關注程度、時下的印學研究機構、創作團體和基層作者數量，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中國篆刻網和中國篆刻出版社，作爲以“篆刻”冠名的專業網站和出版機構，爲了收集整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篆刻藝術的發展成就，在以往出版經驗的基礎上，策劃推出這套《當代印風》系列叢書。

既是收集整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篆刻成果，必須要本著對篆刻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叢書籌劃伊始，就秉持中國篆刻網“弘揚印學傳統，關注印壇創新，發掘印學資源，服務當代印人”的宗旨，關注印學傳統和創新的兩翼，以期更好地爲當代印人服務。本叢書立足高水平嚴要求遴選作者，高品位精質量設計印刷，低定價廣傳播力求普及的理念——在擬定作者的過程中，我們看重的是他們的創作水平和發展潜力，重視篆刻的本體屬性，兼顧入選作者的代表性。其中有在當代篆刻發展進程中作出過重要貢獻、有影響的老一輩藝術家，有當代印壇承上啓下、砥柱中流的中青年藝術家，還有在各大賽事中摘金奪銀、嶄露頭角的青年藝術家；在作品選擇上，本著“不違于古，求變于今”的原則，既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篆刻藝術的“傳統性”，傳遞篆刻藝術主流審美價値觀，向世人展示傳統篆刻藝術之美，又希望入選作者的作品與古典、與時人拉開距離，有一定的“辨識度”。希望通過他們的創作成果，總結當代印人的創作思想，探尋不同風格的藝術理念，營造和而不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創作氛圍。《當代印風》系列叢書每人一册，十册一函。叢書的設計製作力求還原作品原貌，吸收現代書籍裝幀優點，收錄作者代表作品，做到簡潔質樸，以廣傳播，發揮好叢書的普及作用。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本套系列印譜的問世，得到了很多師友的關心及幫助，趙熊先生慨然允諾爲叢書的總顧問，對叢書的定位、體例甚至技術方面都給與很多指導，篆刻同道們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廣州華隽文化傳播的設計團隊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和汗水，在此一幷表示感謝。

中國篆刻網　中國篆刻出版社

二〇一八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