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雪飞老师赠以苏精教授著作《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书是大部头，讲述西方传教士将近代印刷技术引入中国的历史，我着重读了墨海书馆一段，很多存疑不决的问题，瞬间再度出现在视野里。
早年读张元济先生传记，对他引入珂罗版等印刷技术的细节很是着迷，从此一直关注印刷。做杂志编辑时，在印厂守过好些个通宵，算是过了一把瘾。最让我发憷的，不是“蓝样”、“出血”这些术语，而是页面转曲之后稀奇古怪的错字，还有就是印厂禁烟，得在广州的夜色中走出老远，才能吸上一口滋味悠长的尼古丁。
后来，这份据说光刊号就价值千万的杂志，没了。客观原因当然很多，最主要的，是它的功能被网络媒介取代了。
引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媒介即信息。假如没有可以附着的载体，再悠久深厚的文明，也无法保存下来，印刷有多重要呢？从物质角度体察一下中国文学史，会由衷觉得，今天我们还能读到那么多名篇佳作，简直是走运。
我至今都很好奇，屈原写《离骚》，两千多字，究竟怎么流传下来的，屈原是用竹木简书写，还是用帛书？抑或他身边跟着一位记性极好的随从，逐字逐句背诵下来？这些都没有记载。
楚辞毕竟不同于留下了传承痕迹的五经，只要对当时的物质条件稍有认知，就能意识到楚辞中这些作品从产生，到淹没，再到浮出水面，简直是一个奇迹。
敦煌卷子
文学和物质载体之间的困境，可以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这期间很多名重当时的角色，今天都处于“作品仅存数篇”的窘境。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作品的保存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石头风化、墙壁倒塌、纸张变质，虫叮鼠咬、火焚水洇，还有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都可能让佳作湮没无闻。这不禁让人感叹，能在历史上留下几页纸的，都得有“一命二运三风水”的机缘。
在唐人中，至少杜甫和白居易提到过自己如何保存诗文，杜甫把作品留在身边，时不时拿出来晒一晒，整理一下，然而他过世之后，作品有没有遗失，往后又是如何留存下来的，我们并不清楚。白居易的作品在当时就很受欢迎，抄写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出口到日本，他也很注重整理作品，送往寺院保存，白居易能成为唐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与他对传播载体的重视有很大的关系。
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对抗时间的侵蚀。冯唐说用文字打败时间，可惜，单纯靠文字是打败不了时间的，文字的载体倒是可以给后人带来惊喜。比如敦煌卷子就是这种穿越时空的礼物。老道士王圆箓无意中打开了通往千年之前的大门，难以计数的手抄本敦煌卷子面世，最终开启了一个国际化的现代人文学科。
抄本成本颇高，质量又不稳定，这种原始的纯人工copy方式，终于被雕版印刷所取代。雕版印刷让松散的手卷逐渐变成固化的书册，这同样也是一个象征：中国文化从此有了最适合附着的载体。
人文繁盛的宋代，雕版印刷术普及开来，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其中肯定得算上印刷术的功劳，假如还靠手抄，欧阳修、苏东坡这些风流人物，会不会还得面临“作品仅存十余篇”的窘境？真不好说。即便是质量低劣的麻沙本，对于贫穷的宋代读书人而言，也是很难得了。
这个全新的文化市场里，没有活字印刷术太多份额，沈括那篇《活字》虽然收录进了中学语文课本，就效果而言，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史上作用并不大。假如活字真的大行于世，迟至清末，囊中羞涩的青年鲁迅，断不会选择雕版的方式，去印一套不怎么受重视的书。
《铸以代刻》书影
万里梯航成创局，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起止百年，揆诸史实，很少有思想史描绘的波澜壮阔，更像是鸡毛蒜皮的“断点续传”，借助形而下的器物之用，一点点渗透、改变古老的中国。《铸以代刻》一书，从琐碎的细节中，扒梳出清季西人在澳门、香港、宁波、上海经营印刷事业的往事，揭示了西学输入过程中媒介传播的真实一面。
从“断点续传”的思路出发，逆推历史发展过程，西方印刷术的引入着实改变了中国：
假如没有西人开设的墨海书馆，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就不可能看到当时最新的科技著作，更不可能和西人合作译书，多年以后，他们也就不会开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假如没有翻译馆的工作，1882年，康有为参加会试返程时途径上海，也就买不到成堆的西学书籍，万木草堂也就不可能成为开放性的学术机构；万木草堂办不出特色，梁启超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代巨子。
假如梁启超没有成为巨子，断不可能被陈宝箴邀请至湖南开创时务学堂，而他写的文章，。
历史就是这么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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